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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与谷川俊太郎相遇

  87岁的阿多尼斯与86岁的谷川俊太郎一位是叙利亚流亡诗人,长年盘踞诺贝尔赔率榜的前列;一位是日本的国民诗人、教科书诗人。他们分别自巴黎和东京远道而来,在香港诗歌之夜2017相遇了。

  2017年11月26日,两位诗人带着各自的翻译,共进了早餐。当天下午,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他们进行了一场“世纪对话”。阿多尼斯与谷

  谷川俊太郎身形削瘦、个子不高,弓着身子从人群中穿过。他寡言少语,接受媒体群访时,自称“最不愿说话的人”。他诗作的译者田原也是此行翻译,谷川的回答简洁短促,每句话停顿之处,田原立刻把它翻成中文。

  采访最初的几个问题进展不良:“几十年过去了,您对什么是爱有了答案了吗?”“爱是秘密,我说不出来。”“谷川老师还是独居吗?”“也是秘密,不告诉你。”

  空气中弥漫着沉默。谷川曾说,“诗歌的根源是沉默”。他的诗歌被收录进日本中小学教科书,读者群覆盖各个年龄层,“之所以得到这么多读者的共鸣,大概是因为我把日本人独有的感受性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了吧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之一,为什么日本人会喜欢?就是因为俳句是一种沉默的形式。在这方面,我与日本普通国民心意相通”。

  当然,谷川俊太郎也具有日本人小心翼翼的礼节,勉力配合采访。谈起自己的日常生活,他打开话匣。“我每周都接受很多采访,和不同领域的人对话。因为我没有雇助手,没有事务所,所有的约稿、传真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在处理完这些事务后,我才开始写诗。”

  阿多尼斯戴着黑色礼帽,系着大红色围巾。这是他的标配,他曾解释“只有红色才是颜色,其他都不算颜色,红色是代表生命的颜色”。阿多尼斯有哲人的思维,回答总是一长串。翻译薛庆国也是他合作已久的中文译者,用纸笔在一旁快速记下,待一大段后再完整翻译。

  阿多尼斯欣赏赫拉克利特、尼采与海德格尔。“每一首伟大的诗歌都表达了伟大的哲学,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他曾经说。

  尽管板脸沉思,阿多尼斯的言辞却风度翩翩。当被问及诗歌的翻译问题,他回答“在任何一种外语里面,要和译诗创造出等同的效果,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况,译成外语的诗歌比母语的诗歌更美。我相信译成中文的阿多尼斯的诗比阿拉伯文的更美。”他调皮地说笑,“也可能另外一种情况,中国的读者比阿拉伯的读者更美。”

  谷川俊太郎乐于祛魅,也许是不愿被神圣化,他的回答充满幽默和出其不意。他常在YouTube上看无人机,喜欢一切飞上天的人造器械。多年以前,他凭稿费在日本诗人中第一个买车,“开车在大街上跑的时候,真正知道了自由的概念”。谷川说,“对我来说,一生已饱尝了自由”。

  当记者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阿多尼斯,他说,“我和他的想法可能相反,我不认为汽车能够让我获得自由。我认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在占有你。”

  李欧梵主持了他们的“世纪对话”。按照原本的流程,两位诗人需对诗歌之夜主题“古老的敌意”轮流发表自己的看法。

  阿多尼斯细致地破了题诗歌和现实之间的敌意,现实指什么?诗歌又指什么?“关于诗歌,一直有两种说法:诗歌或者创作诗歌,就是再现我们见到的事物;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诗歌的层面上,我们所见到的东西不是真实的,所以通过写诗,使我们能够看到不写作看不见的事物。”

  阿多尼斯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我来说,写作的宗旨就是改变,而非因袭、沿袭

  阿多尼斯与谷川俊太郎相遇

  写作就是创造,是变革。所以诗歌只能是站在现实的反面,无论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

  这是一位学者型诗人。阿多尼斯哲学专业出身,早年在黎巴嫩大学担任教授,他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系统地研究了阿拉伯人与传统、阿拉伯文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他曾经说:“对我而言,在诗人和学者之间转换,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写诗的时候,我如同在梦中,任灵感摆布自己;撰写学术理论著作的时候,我让自己保持完全的清醒。我不觉得这其中有矛盾。梦与现实的切换是很自然的,这也许跟我的天性有关。”

  阿多尼斯对诗歌有非常明晰的判断标准。什么是伟大的诗人?“第一,他在语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创新,你一看到他的诗歌,就会觉得这样的诗我没有读过;第二,无论是在思想上、文化观念上,还是在价值观等方面都开拓了新的方向,让你思考原来不曾思考的问题;第三是诗歌的意义,你每次读他的诗,都会有新的启发,他的意义不是一下子就被穷尽的,你读的时候,会发现永远是他在提问,而不是给你现成的答案。”

  谷川则说,年轻时做过几个重要诗歌奖的评委,后来全部请辞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判断好还是不太好”。只有对于自己的诗,好与坏“一下就明白”。

  轮到谷川俊太郎发言。“古老的敌意”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第三任太太,他把过去写给太太的情诗公开发表在杂志上,导致太太勃然大怒,“隐私、日常生活跟公众生活之间的冲突矛盾是存在的”。

  谷川忽然转而提问阿多尼斯,比起相对自由的日本,“我就想问阿多尼斯先生,他的童年、青年时代都是在这种充满禁忌的宗教环境中长大,这对他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我非常好奇。”

  阿多尼斯详细地回答了谷川的问题,解释了阿拉伯社会的宗教传统。确实,阿多尼斯一生充满斗争。他用诗歌批评强权,反对宗教,也因此招致政治迫害,不得不流亡到其他国家。

  “如果一个艺术家接受了这个世界,接受了一切,他也就等于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真正的斗争,是与自己斗争。”他在群访时说。

  谷川俊太郎从平和的环境中成长。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谷川曾强调,“不是说独生子孤单,所以我喜欢一个人思考,而是说,独生子就不会和兄弟姐妹吵架、打架

  阿多尼斯与谷川俊太郎相遇

  我的生活里没有纠纷。”

  1953年,日本评论家大冈信曾用“感受性的祝祭”一词,形容以谷川俊太郎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他指出,在战后空洞化的时代背景下,这批诗人没有战争经验,与其前的流派相比,不太关注社会,更多关注个人感受。谷川否认这一点,作为“从战争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如此被命名之后,一段时间内大家确实主要用感性来写诗,但是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感性远远不够用了”。

  谷川俊太郎走向了另一种风格“宇宙诗人”。“我不想在社会进程中创作诗歌,我想超越它,想触摸、表现宇宙的进程。但宇宙并非总是遥远的、广大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所能看见、听见、触及的东西里,也存在着人与宇宙的关系。这是我要写的。”他说。

  谷川俊太郎好奇地问阿多尼斯:“我们处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不同的经历、理念,甚至思考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我非常好奇,想知道阿多尼斯先生的私生活。”

  在场观众都被老先生突如其来的提问逗笑了,而阿多尼斯的回答则更幽默:“让诗人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这实际上是与现实保持一致的做法。但我是反对和现实保持一致的。”

  谷川俊太郎出身在富裕家庭,父亲谷川彻三是日本著名哲学家。谷川俊太郎有过三任妻子,皆以离婚告终。

  谷川从不避讳自己的高收入。除了诗集,他出过500多本绘本,其中有三本销量超过一百多万册。“一百万册销售所得比一个大学教授一辈子的薪水加起来还要高。”田原补充。谷川为手冢治的《铁臂阿童木》和宫崎骏的《哈尔的移动城堡》填写歌词,“一个歌词就赚几个亿”。最可观的收入是校歌,谷川为日本的大中小学写了500多首校歌歌词,“一首最少一百万”。田原算了笔账

  阿多尼斯与谷川俊太郎相遇

  “谷川一年的收入是日本总领大臣两年的年薪”。

  “我的收入很高,对我写作没有任何负面影响。”谷川说,“我不能理解,富裕就不能写出好诗来?很穷就能写出好诗?”

  相比之下,阿多尼斯的私人生活披露甚少。他出生于农民之家,因家境贫困,到13岁尚未入学读书。对于情感生活,他只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隐晦地说,“爱情有多种多样的吧,这种感觉和我年轻时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友情。现在很常见的是女孩子喜欢自己的父辈,我就是那种有我女儿那样的人喜欢的父辈。”

  在回答下一个问题时,阿多尼斯突然对谷川说:“现在我就跟你坦白吧。当我只有十三岁的时候,有了第一次的性经验。那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女孩,川俊太郎相遇她迫使我在野外偷偷摸摸地所以我也好奇,你的第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阿多尼斯坏笑着探过身子,拽了一下谷川俊太郎的左手。

  “其实我问的私生活并不单指性方面,还有日常的生活。跟阿多尼斯先生相比,我的第一次是远远迟到了。”谷川说,“田原说,我和阿多尼斯的共通性质是,都热爱女性。但是听完阿多尼斯先生的话之后,我觉得阿多尼斯不热爱女性了。”

  对女性的热爱和思考是二人的共同点。谷川俊太郎写了大量情诗,作品充满抒情性。《关于爱》中写道:“我是最温柔的目光/我是多余的理解/我是勃起的阳具/我是不断的憧憬/但我绝不是爱”。

  阿多尼斯虽饱含愤懑,但也不乏深情之作:“无论爱情是神灵/是游戏,还是一场偶然/只有在爱情里,我们岁月的荒芜/才能找到荫蔽”。不过,他认为深情同样是一种反抗,“这恰恰是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同样的一种反抗,一种叛逆,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爱情变成商业关系,要说我的诗歌浪漫,在今天的世界没有浪漫,所以我才写浪漫如果说人连爱,发自内心的自然的爱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人就不能称其为人。”

  在对谈的最后,阿多尼斯也回到他一贯的深沉中:“谈论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话题。我们把爱情、把性局限于性行为来理解,是当代人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我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真正的爱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义务去了解这个伟大的大陆,被称为男人的身体和女人的身体的神奇大陆。”

  “我花了一生的时间,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女人的身体。但是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认识了女人的身体,这恰恰是女性的伟大之所在。所以有一位伟大的阿拉伯诗人写过一行诗:所有不带有一点阴柔气息的地方,都是不值得留恋的。”阿多尼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