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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无限娱乐诗的起源

  本书内容包括: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史诗的原始源头、古代的英雄史诗、史诗:从原始到经典。Е.М.梅列金斯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著名理论家和神话研究专家,他的《神话的诗学》以及与托卡列夫等合著的《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英雄史诗的起源》中译本的出版,无疑会使我们对这位大师及其理论观点有新的理解,在中国学术界产生新的重要反响,提高我国史诗研究的水平。

  《英雄史诗的起源》第一版于1963年由俄罗斯东方出版社出版,是该社东方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研究丛书之一。顾名思义,本著旨在探究英雄史诗产生的本源。“史诗”是人类社会和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有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一般认为,英雄史诗是以一定的历史事实和传说为基础的。但是,关于英雄史诗的起源则众说纷纭,围绕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则不仅仅是学术争议,更关乎如何理解远古时期人类历史和精神文化历程及其承载的内涵等更为复杂的问题。梅列金斯基对此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大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水平。他在对已有的英雄史诗起源理论系统地总结分析,对英雄史诗研究对象和范围重新进行区分,对研究价值重新认识的基点上,以人类学、特别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英雄史诗现象做了深入探讨。他的研究涉及古希腊和古印度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摩珂婆罗多》、《罗摩衍那》等;西欧封建时代早期的史诗如爱尔兰史诗、古斯堪的那维亚民歌和史诗、大陆日耳曼人的史诗、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之歌》;中亚突厥-蒙古诸族游牧封建社会的史诗《阿尔帕梅什》、《马纳斯》、《占加尔》、《格萨尔王传》;亚美尼亚史诗《萨孙的大卫》、俄罗斯的壮士歌、高加索的《吉尔-奥格雷》,南斯拉夫的英雄歌、保加利亚的壮士歌、法国《尼贝龙根人之歌》,西班牙记述罗兰和熙德英雄事迹的史诗等等。而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古代英雄史诗”产生、流变的问题。通过对大量的故事的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这本著作的主要观点和学术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梅列金斯基对以往的英雄史诗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清理,建立了自己研究的理论基点。本书第一章综合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关于史诗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各派的观点,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查德威克兄弟以历史学派的观点对英雄史诗的起源问题的阐述,特别是关于史诗的历史可信度和故事发生的时间的准确度问题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神话其实并不是史诗的某种雏形,而是史诗的一种归宿”。另一学者鲍尔则认为,史诗的起源其实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其一是按“史诗”一词的原始意义而言,它源于萨满教的原始诗歌,因为二者使用的诗歌技巧相同;其二是颂辞和哀歌,因为二者都反映了人类中心论思想。而中国学者熟悉的普洛普则认为,“国家出现前”史诗的源头是神话,但二者的主题思想始终是相悖的。“国家出现前”史诗继承了神话中主人公是神灵形象和两个世界(阳界和阴界)的思想。梅列金斯基指出,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比较大的是新神话派。该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民俗学家拉格伦,荷兰民俗学家弗里斯,法国学者奥特朗、米罗,杜梅齐尔,美国语言学家盖尔别特勒等。新神话派在综合旧神话派和人类学派观点的基础上,创建了英雄史诗起源的神话—仪式理论。英国的列维和其他几位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新神话派。列维认为寻找型史诗、创造型史诗、历史英雄史诗构成史诗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英雄史诗是“人类个性自由的进步”,是人类从信奉神灵向崇尚自身的过渡,等等。梅列金斯基对这些理论的梳理和辨析,既是对以往学者成果的总结,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了新起点。从后面几章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和运用的概念(如关于“国家出现”与英雄史诗的关系,如关于史诗与神话的关系等)来看,他从中受到了启发,发现了问题,而又超越了前人。从对“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的系统总结,到对整个“史诗的原始源头”的探索,再到对“古代英雄史诗”专门而集中的具体研究,最后得出关于“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构成他完整的研究框架和理论逻辑。可以说,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代表了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趋势和整体水平。

  其次,梅列金斯基强调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划分出一个“史诗时代”。他从人类精神史和整体文学史着眼来看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认为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划分出一个“史诗时代”。他明确提出,本书的研究是把古代英雄史诗和它后来形成的道路放在特定的民族历史阶段中进行分析,认为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搞清每个文化“品种”的特色,而是通过对国家出现之前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与原始公社时期遗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出现之前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与后来的(即国家巩固时期)史诗典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来找出史诗形成的共同规律性。他特别强调,搞清史诗与神话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他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力图分清神话和史诗的界限以及它们在英雄史诗形成过程中的状况,并侧重于神话式史诗与英雄史诗的对比。正是遵循这些宗旨,梅列金斯基具体研究了卡勒瓦拉-芬兰人的古代英雄史诗,描述这些古老的史诗所反映的原始社会的风貌;研究了高加索各民族的古代英雄传说,重点研究奥塞梯人和阿迪格人的纳尔特传说;研究了西伯利亚地区突厥-蒙古诸族的英雄史诗,特别是其古老的形象;研究了苏美尔-阿卡德史诗,以时间为序分阶段对吉尔伽美什的史诗进行了分析。通过具体研究,揭示其普遍规律及其包含的意蕴。他明确指出,史诗中蕴涵着民间诗歌对往昔历史的解读。英雄史诗有别于民间故事,有着丰富的历史、民族和国家属性。它的发展与民族和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英雄史诗是用来表现人民命运的,其诗歌形式是别具一格的,这种形式是随着英雄史诗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民族和国家形成之前,由于种族和政治上的融合,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史诗中的神话式的人物渐渐被历史上的人物替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诗永远是历史性的。即使那些神话式的人物也是人民历史观的体现者,而不是古代神仙的变体。这些观点,不仅重新解释了史诗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位置,而且在客观上对其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所包含的人类学意义做了阐发。

  再次,梅列金斯基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源。他指出,“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一切民族的文学史均发端于史诗,而书面的英雄史诗又脱胎于它的口头诗歌创作。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艺术的摇篮。如果说搞清某一部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探究英雄史诗的起源及其早期形式则是研究史前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见第五章“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他特别突出民间文学中口头创作的意义,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源。英雄史诗的本源不是颂辞,不是宗教传说,更不是编年史,而是阶级出现之前的人民史诗。史诗的情节、思想以及使之独具魅力的和谐性,均与原始公社时期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有关。最初的英雄史诗遗产不能单单归结为向后人提供一些传统的题材,因为传统本身是靠民间口头创作的思想性沿袭下来的。由于梅列金斯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观照史诗现象,所以,对这些不同民族史诗中的变化的描述,自然形成一种比较,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演进轨迹。这些颇有见地的理论,特别是对民间口头创作的意义的论述,虽然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在今天依然显示出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个人认为,在这些研究中,隐约透露出梅列金斯基当时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学术界的文化氛围、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的特点,比如对历史实践过程的重视,对人民性和民间性的强调等等。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在人类历史实践过程的宏观背景中,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了英雄史诗的产生过程和轨迹,揭示了其形成的复杂性和所承载的意义。

  第四,梅列金斯基认为关于英雄史诗的研究,要特别注意两种类型及其形象。他说,英雄史诗的研究,一定要注意原始社会两种形式的史诗,一是关于文明使者(先祖或创世者)的传说,二是早期民间故事中的勇士。在阶级出现前社会的民间文学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就是文明使者。这些文明使者最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当时世界秩序的创造者,他们或被描写成人类的始祖,或被定性为人类的缔造者和先师。文明使者和创世者的特征在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英雄史诗中勇士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和谐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氏族的凝聚力和原始公社时期道德法律准则理想化的结果。文明使者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有着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在民间创作之初只有这种远古时代的被神化了的英雄才会成为客观上带有集体主义者性质的个体的化身,因为他们身上体现的是整个部落的伟力,但他的行为只是发生在严格的世界秩序建立之前的史诗时期。民间诗歌创作中的文明使者演进为史诗中的英雄,也就是说,文明使者这一形象是在艺术中,而不是在宗教中完成了他的进化。与此同时,梅列金斯基对神话壮士歌型的原始神话感兴趣,其原因是他意识到民间故事中的壮士,在英雄史诗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只是氏族公社中的普通成员,只是“某一个人”,他们完全依赖拟人化了的自然界的力量,且在故事中遇到神话人物时往往会退居次要地位。随着人类驾驭自然界力量能力的增强,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初期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个人能动性的增加,部落间冲突的升级,无个性的“某一个人”逐渐变成了具有史诗中壮士特征的真正的民间故事中的英雄。可以看出,对这两类形象的分析,构成了梅列金斯基关于英雄史诗起源研究的重要一环。

  第五,梅列金斯基认为在研究包含有某种民间诗歌历史概念的英雄史诗的形成道路时,一定要考虑到古代神话关于自然界起源和“人类部落”起源的概念。自然界与人类始终是神话描写的对象,与异族人进行的斗争与征服大自然的斗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大自然的破坏力往往被描绘成与主人公及其部族为敌的魔鬼。神话描写的重点并不是个别人生活中的事件,而是某个集体的命运。英雄形象首先体现的是氏族、胞族、部落,亦即人类始祖的特征,因为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的意识中他们的部落就是全人类,一个部族的历史也就被当作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种历史又通常是一种叙述人的起源、文明活动及其保卫文明成果与魔鬼进行斗争的故事。而人的原始状态也就被认为是史前既定的世界秩序。通过这种从邈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对远古精神现象的研究,梅列金斯基得出结论:赞颂古代英雄的独特的民间口头创作体裁——英雄史诗,其特点是:缅怀过去,旨在于寻找远古时代的体现氏族间精诚团结的一些典型形象,歌颂能够与集体有机地融为一体、为了集体利益而忠诚服务的人物。英雄史诗对过去的理想化是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氏族关系衰落时期的特有现象。非凡的力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这只是英雄气概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是主人公的公众性,社会性,这也正是史诗还要彰显的英雄行为的功能。主人公的侠义精神中还含有道德的因素,如言出必行,饶恕失去抵抗能力的对手等等。

  第六,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学术界有人认为英雄史诗分前期和后期。前期英雄史诗形成于中世纪初期,主要是歌颂部落英雄的光荣事迹,具有较浓的神魔色彩和巫术气氛;后期英雄史诗形成于封建国家逐渐形成的中世纪中期,中心主题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梅列金斯基对英雄史诗的探讨中,“国家建立”是他划分英雄史诗生成演变过程不同时期特质的重要概念。他在本书第四章中用了“古典”(原始)英雄史诗与“经典”英雄史诗的术语,并对之进行了深入辨析。他认为,英雄史诗的发展与各民族在政治上的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形成不仅有力地遏制了史诗将历史神化的倾向,而且使记载民族融合的历史传说成为英雄史诗的基本素材的来源。这时的英雄史诗已经开始由古典(原始的)向经典(成熟的)过渡了。各民族组建成国家对英雄史诗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我理解,梅列金斯基的意思是从时间上说,古典史诗(或者原始史诗)在前,经典史诗(或“成熟的”史诗)在后。构成史诗核心的历史传说的古老成分大都源于国家形成的初期,而在这个时期尚未出现经典史诗,只是到了后来,“当着早期的政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时候”,经典史诗诞生了。在经典英雄史诗中,人民对历史的追忆是通过真实的历史活动条件来表现的,全然摒弃了神话式的虚拟。民间创作描写文明开拓者的神话时代渐渐地被歌颂宗法制历史的史诗“黄金时代”取代,英雄部族的形象也随之矗立并发展起来。曾经与史诗共存的历史传说成了经典英雄史诗素材的重要来源。史诗中的敌人形象进入经典英雄史诗后便不再是那些妖魔鬼怪,而具有了历史人物的特征。成熟的史诗是用历史传说这种语言来表达人民的历史的,“史诗时代”已不再是神话的时代,而是民族发展史早期的一个光辉的历史阶段。梅列金斯基的这种区分涉及神话、史诗被历史化和历史被神话的关系问题,他研究的视角和结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七,梅列金斯基还探讨了英雄史诗的体裁、叙事风格及其与叙事内容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叙事诗风格的成熟意味着真正的英雄史诗的形成。英雄史诗和历史传说之间可能有许多偶合点,这表现在题材方面都描写氏族的复仇,创作中都采用历史故事和神话的素材。但是,正如前面所引述的,英雄史诗与历史传说不仅内容有别,而且表达形式也不同。继英雄史诗之后又出现了历史叙事歌曲,这类体裁的作品将史诗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进一步具体化了。比如,美拉尼西亚文明使者传说中的英雄因素已经丧失;神话逐渐向描写日常生活的民间故事过渡,正面的文明使者变得越发机智,而反面人物却变得越发的滑稽可笑。无限梅列金斯基通过对世界范围内丰富的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人类学研究的特性,展示了史诗故事的多样性和整体性,相通性与异质性,逻辑性与变异性。譬如,与大部分英雄史诗不同的是,卡勒瓦拉-芬兰人的古代民间诗歌注重歌颂人们平静的劳动生活,而不大张扬武士精神;高加索的纳尔特传说,则展现的不再是温馨的劳动场面,而是大会战与远征奔袭的厮杀;纳尔特史诗是英雄史诗的典范,它有着高度的艺术性,却又保留着远古神话那些玄妙的特征;而由民间历史传说直接演变而来的描述大卫事迹的民歌构成了描写萨逊勇士反对哈利发统治斗争的亚美尼亚民间史诗的核心;中亚和北亚地区突厥-蒙古诸族史诗创作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有着具有独特诗歌结构的描写草原骑士的英雄史诗,是这些游牧民族古代文学遗产的最重要的典籍,其主要的元素即为中亚草原上的畜牧生活和与这些民族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通古斯、古亚细亚和乌戈尔—萨莫迪等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只出现了英雄史诗的萌芽,而西伯利亚的突厥人和布里亚特人(特别是亚库梯人和布里亚特人)则创作出一批讴歌英雄事迹的早已成型的英雄史诗。